“原本人们没有就没饭吃，所以需要 ；现在有饭吃了 ，我们开始考虑它的残留、风险、环境污染等 ，这是对的。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对的需求。”中化国际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刘长令，在日前接受某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，人们谈“药”色变 ，实际上是对有较深的偏见。
刘长令1963年生于河南 ，曾任沈阳化工研究院总工程师 ，现任中化国际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，兼任中国化工学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（沈阳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。2014年，其研究团队创建了绿色分子设计和品种创制的“中间体衍生化法”，发表在化学领域顶级期刊《化学评论》上。
中化国际（控股）股份有限公司脱胎于中国中化集团的橡胶、塑料、化工品和储运业务，于1998年12月在北京成立，目前主营中间体及新材料、农用化学品、聚合物添加剂 、天然橡胶等领域。2000年3月，中化国际在上交所挂牌上市。
（Agricultural Chemicals），指农业上用于防治病虫草害及调节植物生长的化学药剂 ，按品种分包括杀虫剂、杀螨剂、杀菌剂、除草剂、植物生长调节剂等。
公众谈“药”色变，缘起甲拌磷等高毒性。
刘长令认为，公众谈“药”色变 ，很大程度上是受以前一些高毒引发的事件影响 。刚开始中国生产的品种主要是高毒的有机磷类杀虫剂，因此人们将杀虫剂与等同起来，但实际上这类真正令人谈之色变的“”已经被淘汰许久。
以前中国生产的许多杀虫剂属于有机磷类 ，如常用的对硫磷（1605） 、甲拌磷（3911）、内吸磷（1059）、敌敌畏等。这些常用的有机磷中，根据大鼠急性经口半数致死量（LD50，数值越小毒性越大），有LD50量在4 mg/kg ~10 mg/kg的内吸磷，2.1 mg/kg～3.7 mg/kg的甲拌磷等高毒性。
根据农业生产上常用（原药）的毒性，按照急性口服LD50数值，分为剧毒 、高毒 、中等毒、低毒和微毒五类。据统计，目前中国批准使用的 ，94%都属于低毒和微毒级别， 5%属于中等毒 。
2002年原农业部发布公告 ，禁止内吸磷(1059)、甲拌磷（3911）等高毒在蔬菜 、果树 、茶叶和中草药材上使用 。
刘长令提到 ，曾经还有一种令人色变的则是滴滴涕（DDT）。在的历史上，DDT 是第一个被人工合成的广谱而高效的有机氯杀虫剂 。1939 年瑞士化学家首先发现 DDT 可以作为杀虫剂使用，并于1948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。自此 ，以 DDT 为首的有机成为粮食增产的重要手段，彼时每年减少的作物损失约占世界粮食总量的 1/3。
上世纪70年代左右，中国引入滴滴涕。在全球使用几十年后 ，人们发现滴滴涕类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持久性，用药6个月后的农田里，仍可检测到滴滴涕的蒸发。此外滴滴涕极易在人体和动物体的脂肪中蓄积 。
中国在1982年禁用了滴滴涕 ，但是仍然将其用于应急病媒防治、三氯杀螨醇生产和防污漆生产。2009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公告，要求禁止在中国境内生产、流通 、使用和进出口滴滴涕，但保留了紧急情况下用于病媒防治的可能 。
滴滴涕类的毒性来自于富集而产生的毒性 ，也就是说如果有残留，由于人体不能靠代谢排出去，体内的滴滴涕就会富集，从而产生高毒性。刘长令介绍，现在的在上市前 ，如果检测出有蓄积毒性，即停止开发 ，不会被批准上市 。
“我们永远都无法说没毒 ，永远不能否认有残留。”刘长令表示 ，化学品毒性和残留问题，都需要得到正确的认识，是否产生危害都与量有关，“那氯化钠的大鼠急性经口LD50差不多是3750mg/kg，氯化钠就是食盐，每天食用超过20克，长期下来就会对身体有害。事实上，现在使用的中没有富集性 ，且一部分的大鼠急性经口毒性低于食盐，在食物中的残留量也远低于0.05mg/kg。”
此外，的残留问题还与使用的规范化有关。刘长令向记者介绍 ，假如一种一亩地只需要用1克，在做实验阶段就会用100克去做。在“极端施药”的情况下，测量并规定最大残留限量（在食品或农产品内部或表面法定允许的最大浓度，mg/kg）、每日允许摄入量（人类终生每日摄入某物质，而不产生可检测到的危害健康估计量，mg/kg bw）等残留限量标准。
其次，施药有安全间隔期，就像有时候人吃完药以后要过30分钟才能吃其他东西 。也是一样，用完某种药以后 ，一般会规定过多少天之后才适合采收 。
因此刘长令认为，如果没有“疯狂用药”或“着急采收”，并不会存在农作物药物残留导致人类的健康问题。
仍是治理农作物病虫草害的首选
“现在60岁左右的人，都经历过没有饭吃的日子，我们小的时候根本没有 ，但作物收成也非常非常低。”刘长令表示 ，完全不施药情况下的粮食亩产，在以前尚无法让所有人吃饱，更不要说解决现在14亿人口的温饱 。
而如今，人口依然在增长，随着工业化发展，耕地面积相对来说还在减少。在这种情况下 ，只能通过提高农作物单产来保障人们的口粮。
刘长令提到，提高单产的方式有很多，比如、土壤管理 、各种作物保护措施等等，实际上都在使用，但效果并非立竿见影，尤其是在防治病虫草害方面，仍然是首选。
刘长令介绍 ，40年前曾经历过的一件事，田爆发一次虫灾，当时没有，组织了数百学生去抓虫子 。“这么多人进地里灭虫 ，虫是灭光了，庄稼也破坏得差不多了 ，收成也没有了。”
此外，包括黄瓜霜霉病、马铃薯晚疫病等农作物病害可以通过气体传播，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黄瓜叶子或马铃薯叶子得了病，人一经过或者刮过风 ，整个大棚都会爆发疾病。“农作物和人一样，不生病的时候要保持良好的营养、预防疾病 ，但生病了就要吃药。”
得了霜霉病的黄瓜叶子
此前采访的多位科学家也表示，粮食增产的办法除了生物技术，就是化学 。刘长令认为，生物技术是让农作物抗病虫害的办法之一 ，但作物一个生长季可以受到数种或几十种病虫害的危害，目前的生物技术尚未能实现让一种农作物抵御所有病虫害，因此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需要结合使用。
据刘长令介绍 ，世界粮农组织（FAO）有一项统计表明，通过合理地使用，作物产量的损失可以减少40%，同时也可以减少作物本身抵御病虫害而产生的毒素 ，利于人畜健康 。
此外，刘长令还提到市场的反应。2018年受环保治理的影响 ，部分的生产受到限制 ，价格不断上涨 。原本一吨价位在30万左右的杀菌剂氟环唑 ，在2018年8月时价格飙升至68万元/吨。
“这就简单地说明一个问题，的需求是刚性的，少了价格就会上涨。”
的创制与医药相似：研发时间长 、成功率低
与医药相似，国内的也是从仿制药开始 。刘长令表示，在目前常用的六七百种中，大约有98%左右的均为仿制药，国内拥有自主专利权的少之又少 。和医药都存在着研发周期长、成功率低从而导致风险大、投入高的问题。刘长令认为，和医药相比，对成本的要求更加严格。
“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没有人到医院会说，你这个药太贵了，我不用。你肯定认为哪个药好用就用 ，贵就贵点。”刘长令说 ，“但是不一样 ，太贵就不会有市场，大不了种地的人这次就选择少收成。”
以前由于普遍的检测技术较为落后 ，三五年一款就能研究或仿制出来，随后上市，包括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并未得到充分认识 。
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，人们具备了更多种毒理学测试和环境评价的能力，对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刘长令介绍，1956年左右从800个化合物中就能筛选出一个产品，到了1970年需要8000个化合物筛选一个产品，1980年后大约2万个化合物才能筛选一个产品 ，现在基本上16万个化合物才能筛选出一个产品 。
以一个30人组成的团队来合成16万个化合物，每人每年约合成150个，则差不多需要35年时间 。这就使得创制的周期变得很长。刘长令表示，目前号称一个产品研发需要12年，实际指的就是开发阶段，并未包括前期研究阶段 。
除了周期长以外，成功率低也是一大“劝退因素” 。在寻找化合物的阶段 ，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化合物具有很好的活性，可以优化、衍生或修饰 ；在功能上合适的话 ，接下来要进行各种毒性测试、残留和代谢研究与检测，生态环境风险评估等 ，包括低毒、低残留、有无致癌性、无突变性，无致畸性、对蜂鸟鱼蚕 、土壤和水等生态环境等有多大影响，这一研究过程需要6到8年，大多候选品种在这一“大浪淘沙”的过程中被淘汰。进入工业化生产阶段后，则需要研究合成工艺 ，性价比不好的候选品种依然被淘汰，随后进行小试、中试，再到产业化大规模生产。与医药一样，每一步测试的淘汰率都非常高，也就意味着成功率低 。
上世纪80年代，刘长令发现部分虽然品种不一样，但其使用的原料或中间体一样 ，随后刘长令在25年间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 ，并创建了“中间体衍生化法” 。
1997年 ，刘长令团队发表了《浅谈中间体的共用性》论文； 2014年受邀在化学领域顶级期刊《化学评论》发表综述论文“中间体衍生化法在新创制中的应用”。2017年，《化学评论》的影响因子为52.613，在化学化工领域期刊中排名第一 ，在全球期刊影响因子排名中超过《自然》和《科学》 。
刘长令向记者介绍，中间体衍生化法是基于逆合成分析和现实生产的可行性基础创建的。比如观察一个房子 ，各种类型的房子可能长相用途不一，但往前推 ，观察其框架、设计和原料 ，最后发现原来就是沙子 、水泥、钢筋、砖头等几种原料。
也是一样，大多数都是由最开始的几个原料组成的，通过各种不同的反应，最后得到不同的产品 。选对了中间体就选对了原料，选对了安全且价廉原料来做反应，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，提升了研制低毒、安全、性价比高候选品种的几率，也就提高了研发的成功率。
天然产物是实现绿色化的重要途径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刘长令团队以天然产物为模板和中间体，发明了肉桂酸衍生物类杀菌剂氟吗啉 ，成为国内第一个在中国、美国和欧洲获得专利权的品种 。此后又发明了仅含碳氢氧三种元素、可用于苹果树腐烂病等防治的杀菌剂丁香菌酯 ，和具有杀菌、抗病毒、促进作物生长调节活性的唑菌酯，并制定了唑菌酯原药及制剂两项国际标准。
的未来：低量高效，环境相容
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，刘长令认为 ，和医药一样 ，始终不变的课题就是新产生的病虫草害及抗性管理。受气候环境的影响，新的病虫草害时有发生，而任何药物 ，长期使用就会产生抗性 。刘长令表示 ，新产生的病虫草害及抗性管理，都需要不断开发新产品 ；而的棘手问题就是防治对象变异快。
对医药而言，目前人类约每20-30年繁衍一代 ，高等生物产生抗性的机理虽然复杂但每一代变化不大。而面对的是低等生物，繁衍速度快 ，变异也快，比如螨虫在纬度较高的地方一年可以繁衍30多代，而哪些变化会影响病虫草害产生抗性 ，将是研究亟待攻克的问题。
就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，就是要考虑环境相容性，刘长令表示，现在的检测技术已经完全可以达到微克级（ppm ，溶质质量占全部溶液质量的百万分比来表示的浓度） ，有些甚至纳克级（ppb ，溶质质量占全部溶液质量的十亿分比来表示的浓度）。如果在纳克级检测出来有明显问题，也会在研究过程中被淘汰 。
但另一方面，也存在某一款药物可能对某一种生物有害，但经生态环境风险评估依然被批准销售 。这则是因为在尚未出现更好替代品的情况下，若对当下对环境的潜在影响风险较小，就选择保留。刘长令向记者举了个例子 ，比如某种除草剂，可能对鱼的毒性较高 ，但这种田离有鱼的地方比较远，在安全评估后认为没有那么大的风险，对鱼的影响小到一定阈值以下 ，也会批准上市。
“做任何事情是一个平衡，不用不行，但用了就希望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尽可能低 。”刘长令表示。
2015年 ，原农业部下发《到2020年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》。2017年年底，原农业部表示，已提前三年实现零增长的目标。
作为创制人员 ，刘长令认为 ，所谓“零增长”，其实只是在使用量上进行了限制 ，随着技术的进步，在保证产量的情况下 ，实现的“零增长”甚至“负增长”并不困难。
“如目前在产业化开发中的除草剂 ，测算下来一亩地最多只需要用4克 ，而草甘膦一亩地差不多要使用100克，如果成功上市并实现对草甘膦的替代，使用量大幅减少不成问题。”
所以在刘长令看来，对的使用规制 ，并不仅仅是使用量零增长，而是通过对生态和环境毒性愈加全面的检测 ，将不合规的老产品淘汰 。未来高效又安全环保的绿色将大有作为，尤其非常需要环境相容的绿色品种 。
“零增长是第一步 ，之后是安全环保低风险，虽然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零风险的 ，但效果好、环境相容、零风险 、绿色的创制与应用是终极目标 ，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。”刘长令表示 。